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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写作的理论发展与学术实践
发布时间:2025-11-17 09:56编辑:365bet体育投注浏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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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晓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欧洲为中心书写人类历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世界各国历史书写理论无一例外地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书写理论的强烈影响和支配。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传统叙事尤其是东方历史书写模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日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西方历史书写形式在经历强烈的历史主观书写理论的影响的同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全球历史观及其实践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推动了世界历史书写理论的发展。从乔治·伊格尔斯、王庆嘉、苏普里亚·慕克吉等人的《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到《全球史学史》,从柯骄琰的《什么是全球史》,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什么是全球史》和《全球史导论》,到《牛津世界研究指南》H.本特利等,都专门用章节专门讨论相关问题。到全球历史。例如,康拉德在其《全球史导论》中,分述了“全球史”写作的四个阶段、16世纪至18世纪的世界历史图像、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1945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系统地分类了世界历史写作的发展和演变。杰里·H·本特利、帕特里克·曼宁等不少学者在《牛津世界史研究指南》中围绕历史发展理论、时空框架、现代性与全球性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书写世界史的定位和本质的分歧也随之而来。这些质疑和批评客观上支持和推动了史记史论的发展。 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德尔曼对全球历史书写中的过度乐观书写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理解指出了乐观全球主义的局限性和全球史作为研究范式的客观局限性。全球历史与所有地区、所有民族的历史相去甚远。从世界史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如此,从理论研究话语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德国全球历史学家于尔格恩·奥斯特哈默指出,由于“有些术语有特定的起源,很难翻译和翻译到其他语境中,世界历史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层面,必须使用特殊的语义”。 2018年,康拉德在谈到世界史时,不仅指出世界史已经完成了从宏观、宏大叙事研究向个案研究和具体实证研究的转变。一些好的总体想法将继续产生影响。同时,世界历史也可以用来撰写主题非常具体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这种向具体实证研究的转变。这些变化也将使对语言的了解、对文化的熟悉以及对某一地区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了解变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这些观点是对当前国际历史书写不恰当和不明确的缺点的批评。阿德尔曼,俄勒冈州斯特哈默、康拉德等人表明,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趋于冷静和客观。
就世界史而言,其书写理论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并逐渐深化:从最初注重破坏标准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到探索新的社会空间作为历史分析的主要单位,关注大规模、长期的普遍运动,重新思考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系等,以更加突出、刻意地构建后殖民话语的全球历史叙事,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思文化结构,进而刻意避免在去西方集权、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陷入新的种族主义和单线叙事结构,着力构建全球历史书写的新形态。西方全球历史学家已经公开且激烈地这样做了写作理论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解构与建构、宏观与微观、现代性与民族性、抽象与本土化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世界历史书写理论现代发展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世界史的研究和书写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王立新根据编撰世界史的目的,将世界史的书写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世界史作为历史教科书与教学领域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依靠二次研究,依靠立意和作家的想象力,探索已知历史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逻辑联系;第二个是全球历史作为一个研究和视角领域,侧重于跨国或全球网络、联系和互动,或分析历史案例发生的全球背景以及全球力量对民族国家和地方事件的塑造。 A RAN认为,书写世界历史的理论包括三种形式:打破时空割裂,重点围绕移民、海洋贸易、物种与技术转移、文化观念与传播等话题开展补充研究;从跨国交流互动的角度,通过转移叙事焦点,将相关事实重置为历史,从原本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全球性的“整体重述”;以具有全球特征的东西为载体,将技术发明、地方经济、国家实力、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相关史实编织成跨国、跨地区、甚至历史的历史事实。跨国界、跨领域的叙事。刘文明2021年出版的《全球史概论》一书试图勾画全球史写作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注重体验西方崛起等重大主题的探索,逐渐转向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流动、互动的各种人或物的研究。微观、实证、多元的探索已成为世界史研究行走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书写史的书写理论虽然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也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整体面貌。中国学者刘新成曾作过这样的总结:虽然西方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充满活力,相关的写作理论也新颖多彩,但基本写作实践的本质却是脱节的。简单来说,那就是:空间转向。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等学者在本世纪初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学术趋势,并在每年的德国历史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康拉德将学术界的相关共识总结如下:全球史的大多数研究方法并不致力于用抽象的“世界”整体来取代根深蒂固的民族范式,或者书写一部世界史。它通常仅限于历史写作领域。它不是空间上的“全球”,而是对全球背景的认识。尽管“全球语境”的视角在学界众说纷坛,但将其限制在世界史书写领域的做法值得关注。
中外学者讨论的主要概念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涉及全球史书写领域的重大问题。从史学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它不仅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放弃欧洲作为世界历史唯一积极创造者或世界历史“起源”的观念,而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思维范式,体现了人类历史书写过程中“西方崛起”实践的主导叙事。其次,它旨在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编纂的框架,建立比民族共同体或个体社会更广泛的分析结构。人们相信,跨区域、大陆、半球、海洋和全球尺度的不同分析框架可以为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合适的背景、视角和工具。第三,我们专注于构建新的平台或概念来解释人类在一个大的历史空间和空间中的交流和互动,重点关注那些在历史和空间中发生的物体、行为和现象。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世界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或产生重大影响,更加注重历史发展的总体发展、横向联系和长期历史变迁。四是着力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着力探索历史时期场所的全球尺度和全球本土表达。通过研究本土历史与全球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构建更丰富、更立体的历史图景。第五,它强调用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诸如人口迁移、环境变化、物种交换、帝国扩张、技术转让,甚至传染病的传播等往往隐藏在民族国家的话语和历史框架之下。
总体而言,世界史书写理论认为,全球史的关键是自我研究。脱离“世界历史”的是“全球性”,并试图用全球性取代现代性。或者是西方性,用全球联系和流动性取代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比较和制度建设或重构。显然,这里的“全球”已经具备了与现代性、西化本质不同的新的分析话语和书写工具,并成为构建书写全球史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涵。这是对传统历史书写范式的深刻变革,需要历史学家以更广阔的视角、多个维度来分析和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路径。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7日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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